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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税起征点或不会再提高 房贷利息抵扣不会率先启动


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调到多高才算合适?5000元,还是1万元?

电视新闻里一直在讨论的两个数字,吴凡不以为然,他觉得前者不管用,后者不靠谱。按照自己的收入水平计算,吴凡被征缴个税是必然的,差别只是落在哪种税率区间。月收入1.25万元到3.85万元之间是一个广阔的地带,吴凡既不逼近上限,也没落在下限。

身处首都北京、担任着一家金融机构的中层干部,像他这样的收入并不少见,这群人被称为中国的中高收入者。从2013年开始,他们已经成为中国个税贡献的主力军。

国家税务总局的数据显示,当年月收入在1万以上人群的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占工资薪金所得项目收入的比重已近七成,占全部个税收入的比重超过四成——其中并不包括年薪达到120万元以上的高收入人群,他们的贡献只占15%左右。

被称为中高收入者的这群人有多少?不到3000万。按照2015年的个税收入8600多亿计算,平均每人的年纳税额都在1万以上,已经是个不小的数字。吴凡相信,个税起征点即便调整到5000元,这个数字也并不会减少太多,他的烦恼不在于此。

那么,承担了中国个税很大一部分比重的这群人,真正的负担在哪里?

和大多数在北京打拼多年的人一样,吴凡在北京购买了自己的住房,虽然幸运地位于二三环之间,但至今仍在还房贷,每月负担达到七八千元——其中一半是用来偿还贷款利息的;而他们的孩子刚刚到入学年龄,每月的教育花销三四千元。算起来,几乎一半的工资就没了。吴凡觉得,如果这些费用能像养老金和医疗保险一样在税前扣除掉,实际上相当于把他的月收入拉回到了一个更低的税率区间,这样的安排也许更为公平合理。

中国的财政部正在考虑为个税改革方案引入这些做法,但是否如吴凡所愿,仍未有定数。2016年3月7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记者会上说,个税改革方案已经提交,今年将把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法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一位接近财政部的人士对本报透露,上述方案中,大家所期望的住房按揭贷款利息纳入个税抵扣,可能不会率先启动;改革可能会将子女教育和职业教育首先纳入抵扣,未来还将包括家庭赡养老人费用、房租等。但个税的费用扣除额标准,即通常所说的“起征点”,基本上不会再提高了。“简单提高起征点是不公平的。”楼继伟在记者会上说,一个人挣五千块钱,可以让自己过得不错;如果还要养孩子,或者赡养老人,那就非常拮据。他坦承,财政部多年来一直想实施“综合所得税”,即将所有的收入和支出综合考量,“为什么没有做到?它复杂,要把个人所得收入等11项综合在一起,再作分类扣除”。

这11项收入分别是: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经财政部门确定征税的其他所得。

仅仅从名称上就能看出,这几乎是中国税制改革中最艰难的一项工程。

2016年3月,楼继伟担任中国财政部部长整整三年。

在这三年中,他推动并见证了中国新一轮财税改革一步步从纸上落到现实。继2014年6月30日,中共政治局审议通过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三大改革任务——预算体制、税收制度和央地财政关系之后,财政部在2015年底对改革成果给出了初步结论:预算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税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央地财政关系改革的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

但在财税专家看来,三项改革是不均衡的,整体上的进展低于早先预期。为此,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2015年底的一次会议中,还专门提及要加快财税改革进度,并且直接点出个税改革。在如此高层次的会议上,对单一税种提出意见,这是以往从未出现过的。

然而,在众多税制改革的选项当中,个人所得税也被认为是最难啃的“硬骨头”之一,难度仅次于房产税。

一位省级地税局所得税处人士说,由于中国家庭成员、家庭经济结构的复杂性,以及家庭收入来源的复杂性,以家庭为纳税单位的综合与分类税制面临巨大的挑战。

他表示,首先是中国居民收入的透明度不高,特别是存款实名制已经实行多年,但有一些个人的大量收入仍游离于征税之外;其次,股权的所得等财产性收入并未纳入征税范畴;最后,个人收入信息在各地之间不能共享,地方部门的信息与税务机构征收个人所得税的相关信息也不能相互共享等,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人人天然有逃避纳税的动机,中国居民的动机可能更强,特别是高收入群体。”该人士表示,这些因素导致从实际税收负担来说,中国高收入群体的税负并不一定比美国高。

中税网税务师事务所总裁王冬生对本报解释说,问题主要出在税收征管上。他认为,个人所得税应该是“劫富济贫”的税收,目前工薪所得税代扣代缴,征管比较到位,其他征管能力不一致,税制到征管都会导致不同类型的个人所得税收负担差异。如果征管不到位,最终个税改革的设计会背离其公平分配的宗旨,比如仅仅提高费用扣除标准,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并没有多大作用,只会对高收入群体减轻税负。

“中国富人数量从消费上就可以倒推出来,但是在税收上看却并没有体现出这么多富裕阶层,这说明税收征管是一个问题。”王东生说。

楼继伟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3月7日,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后,去年财政部已经会同国家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一起研究了个人所得税改革涉及的重点难点问题,形成了一个改革方案,做法是要分步到位。

本报获悉,楼继伟所说的“分步到位”,包括四个步骤,即合并部分税目、完善税前扣除、适时引入家庭支出申报制度、优化税率结构等。并且,最终的目标是以家庭为纳税单位,按照劳务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偶然所得进行分类征税,在确定合理的起征点后,对家庭赡养老人、子女教育等支出进行税前抵扣。

这种“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实际上早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前就已经提出,但多年来并无实质推进。

现在,曾参与过当年分税制改革设计的楼继伟,正准备重启这场被搁置了20多年的个税改革。

个人所得税是中国现行18个税种中,仅有的三项“立法先行”的税种。这也正是改革难度所在。

最初版本的个税法立法于1980年。曾担任过国家税务总局局总经济师的李永贵回忆称,由于中国个人收入水平比较低,当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际上只适用于外籍人员,所以到1986年和1987年,国家制定了《个人收入调节税暂行规定》,建立了累进税率,低的20%,高的60%,显然差距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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