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南城开发窘境：每平楼价比海淀低15000元

在产业结构方面，南城着力点放在产业园区功能的完善和产业项目引进

特约记者 张明睿 北京报道

　　“如果还是这样的情况，过两年会考虑搬走。”谈到在北京南城的生活，刘成（化名）眉头紧蹙。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年过不惑的他，现居住在洋桥附近的一个高端住宅小区。

　　2009年年底以来，伴随着市场对北京城南开发的全面看好，像刘成一样自北向南的迁居者并不在少数。三年过去，南城房价如期许般飞速增长，投资者窃喜，但生活在那里的人，却大多摇头。

　　“主要是人太杂，硬件不错，但服务水准和环境太差了。”刘成感慨道。

　　早在2001年的“十五”规划中，北京市就提出着眼于缩小南城与北京市的发展差距， 2009年底开始，北京又正式宣布启动南城开发计划，部署总投资1200亿元的200多个重大产业项目。

　　然而，时至今日，在居民眼中，北京南城仍是“脏乱差”的亟需逃离之地。

　　1. 南城之殇

　　历史上的南城并非一直落后。

　　据史料记载，历史上，崇文门、正阳门（前门）和宣武门的“前三门”以南，属于今北京南城一代，在元代就已形成了较为繁华的商业区。到永乐年间，特意从南京迁来的商户达2.7万。直至清代，南城逐渐形成了一个“集商业、娱乐和汉人士大夫文化为一体的独特城区”。

　　随着清末国力衰微，战火纷繁，南城如整个北京城一并沉寂。至民国时代，也曾有过重振计划，但伴随1928年建都南京，南城的发展命运再次模糊。

　　1952后，北京历经数次区划调整，崇文、宣武，丰台以及后来并入的大兴、房山，形成了今天传统意义上的北京南城地区。

　　公开数据显示，在城南行动计划开始前的2008年，原崇文区、宣武区的GDP不及东城和西城的1/5，丰台不及海淀和朝阳的1/40，南城人均GDP不到北城的一半，仅为北城的46%。

　　城市学者赵志敏分析认为，在地理区位等自然因素方面，比起海淀的“上风上水”，南城则处于“下风下水”，无论自然条件还是百姓居住心理，南城都有着天然的区位劣势。其次，从城市环境来讲，南城的环境比较破碎，铁路、物流、码头等不可移动本体很多，整体规划难度较大。第三，就投资规律而言，资本在越发达地区聚集产生的效益越大，因此，南城的开发需要将经济效益放在第二位，在南城发展的过程中甚至可能要牺牲北京的经济发展速度。

　　南城的人口结构复杂、产业层次低下，被认为是其发展滞后的后天原因。

　　资料显示，北京南城的暂住人口超过总人口数40%，并且普遍存在受教育水平低的问题。高中以上学历人口仅占18%，“低保”和失业人口基数也十分庞大。南城成了“没有户籍的人口的聚集区”。

　　实际上，自古以来，南城都不是北京城市精英人群的聚集区。侯仁之先生从史料发现：居住在北京南城的“土著人口”，多是以服务业为生的下层市民：手工业者、商贩走卒、商铺学徒和天桥“八大怪”一样的街头艺人。

　　一个城市永远混杂着精英人群和草根人群，但在赵志敏看来，真正值得探讨的问题是“不同阶层的人群分布要不要这么分裂”。

　　“人口单一化的聚集往往会带来诸多城市问题，对城市管理、社会治安也是极大的压力。对于南城来讲，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的前提是人口结构的转变，尤其是高教育水平人口基数的增加；否则产业的升级只能是空谈。”赵志敏说。

　　人口结构总是与产业结构密切相关。据曾对南城区域经济进行过分析的北京工商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侯汉坡介绍，南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较北城低了约6个百分点，产业结构过去主要以批发、零售和居民服务为主，而西城的金融、朝阳的商务服务业、东城的总部经济这些环节在对地方经济产生贡献的同时，也极大提升了结构效益。在高端产业上，丰台科技园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创造的生产总值看，只占到北京六大高端功能区的18%。

　　“南城最大的困境在于基础太差，尤其是产业结构低端，致使南城的经济发展一直在低水平徘徊，这个差距不是三年五年可以追上的。”于燕燕认为。

　　2. 被选择性遗忘之地？

　　如果说自然因素是无法改变的，那么从研究者的视角来看，建国后南城的“沦陷”，则是北京全情投入打造全国经济中心宏大背景下而被选择性遗忘的结果。

　　在解放后塑造北京城市结构的关键时期，新中国的机关普遍搬进东城西城留下的前清王府。“因为当时那里空出很多这样的房子，顺理成章就搬进去了。”鲁迅文学院副院长、学者王彬介绍。

　　随后，又在三里河一带兴建了一批新的办公楼和住宅楼群。这客观上造成了官宦人家聚集在东城西城旧例的沿袭。

　　在严重依赖政治和国家资源分配的城市发展逻辑下，第一轮北京城市开发热潮中，北京饭店的现代化改造、建国饭店等现代商业设施均建在东城或西城，南城一直充当看客角色。

　　直至2003年，公开资料显示，南城地区人均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北城1998年的水平，约为北部五区的三分之一，产业结构层次甚至低于北城1995年水平，生产总值占北部五区的五分之一。

　　查阅资料发现，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北京奥运会前后，在历年北京市委、市纲领性文件中，将南城作为经济发展区域的概念似乎并没有得到强调，在北京经济地理版图中的定位也不断处在摇摆之中。

　　在2001年发布的《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南城得到了四百余字的关注，将其发展的定位表述为“着眼于缩小发展差距”。

　　2004年由北京市牵头、吴良镛等专家再次编制《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涉属南城的大兴、房山与昌平、延庆、门头沟一并被划为“西部发展带”。同时，《规划》将北京划分了四个次区域，除亦庄被划为东部次区域，南城诸地皆散落在西部次区域和山区次区域。

　　在此期间，南城的窘况也曾被呼吁。据一位相关知情人介绍，北京获得奥运会主办权后，在场馆建设选址上，高层间曾进行过激烈地争论，很多人建议选址南城，通过大型活动带来强大的资金注入以激活其发展，甚至在选址方案中，南中轴地区成为备选之一。然而几经讨论，最终留给南城的，是开幕式时永定门上空脚印形的烟花。

　　究其原因，坊间普遍认为，奥运会的政治意义让北京方面觉得基础条件更好的北城“更让人放心”。